中国企业改革理论应该引入政治变量

　　在中国企业改革的实践面前，理论家的理论总是滞后的。我比较欣赏一个观点：“没有坏的现实，只有坏的理论。”现在我们不论是研究企业家理论，还是企业理论，往往是按照规范经济学的设定，说企业家需要怎样一个运营环境，说企业家的供给机制、需求机制应该怎样。即，企业家需要一个“正常”的环境，然后在这个环境里面产生出“正常”的行为。好像我们的理论是好的，但现实是坏的。 

　　实际上，这种思维模式从中国企业改革理论上来看是有问题的。我们有这么些好的理论，但为什么那些优秀的企业家还是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为什么我们的国有企业改了这么多年，还是问题一大堆？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理论没有提供如何从不好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家和企业制度，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应该建立的企业家和企业制度转变的有效机制。导致这样的“理论真空”的很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把中国的经济研究和中国的政治研究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不考虑“例外”是很大的缺陷 周其仁教授谈到，他主张的企业家理论不会考虑一个例外，就是企业家觉悟很高的情况。我也注意到这些天各大媒体在主要的时间段都在谈论如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问题。实际上现在我们整个政治理论的取向就是要在这个“例外”上进行突破。我们是做经济理论研究的，似乎可以不去考虑这种政治取向，但这恰恰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具有很大的特殊性。表现在：一、在原有计划经济领导人的设计下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母体中诞生；二、市场经济出现后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政治领导；三、强调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市场经济运行所依托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具有强烈儒家文化色彩的重等级、重尊卑、重交情、官本位的交往方式等。

　　所以，人们普遍注意到，中国企业改革的市场化不但要受到通常的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且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但是，在我们的中国企业改革理论中，特别是中国企业改革理论和企业家理论中，尚未见到将政治因素的分析系统性地引入经济分析体系。因此，如果我们在企业体制、企业运行和企业家形成的分析中，像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仅关注那些企业考虑和制约企业的经济变量，而忽视企业不得不考虑和承受的政治变量，我们的理论分析结果及其有效性很可能就要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