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种主要的发展战略模式（图）

　　在低收入低增长的后发国家，改革者面临的挑战不是制定最优经济政策，而是以更广阔的视角考虑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动态变化，找到切入点，启动量变到质变的良性循环。就此而言，主要存在下述四种发展战略模式。

　　发展战略模式模式一：国家能力建设

　　图1这一发展战略模式隐含的切入点是通过国家能力建设来改变国家功能失调的状况，使之成为高效国家。

　　图1描绘了国家能力建设通过什么方式启动良性的发展循环。第一步是投资于国家能力建设；第二步是将新建设的国家能力用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作用可以通过以下三个相互补充的渠道来实现。

　　渠道2a强调国家表现的改善与经济表现之间的直接联系。更好的政策、更有效的基础设施、更有效地处理事务的官僚体制、透明的参与式服务供给，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培育更好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虽然政策可以相当快地改变，但是，基础设施和官僚体制的改善需要时间，几乎没有“速胜”的可能性。

　　渠道2b强调，被人们认为有政治意愿开展国家能力建设的领导层的出现，会产生预期驱动效应。甚至在公共部门的表现得到实际提升之前，私人投资者就会认为经济的生产潜力是可信的。获得可信性本身有时足以带来新的经济活动和增长加速，一个常见方式是迅速采取意义深远的“大笔一挥”式经济改革。

　　渠道2c显示，政治领导人可以坚持一个更广泛的“公平”承诺，也即让人们广泛共享增长收益的包容性增长，使国家能力建设与可信性渠道相互促进。只要公民相信这一承诺，国家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都可以得到加强，这将更显着地推动投资环境的改善。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渠道并没有涉及政治制度。只要由国家能力建设引领的发展顺序能够带来政治制度的变革，这就是一条长期的间接路线，其中社会变迁（通过参与式服务提供、财富创造以及中产阶级的兴起）会产生新的压力，要求建设管理精英之间——既包括企业之间的，又包括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冲突的法治，实施更广泛的政治改革。在图1中以虚线表示的渠道3阐明了这种长期的动态变化过程。

　　上述顺序是一种“发展型国家”的顺序。在过去50年中，不少国家自诩为有抱负的“发展型国家”。它是解释东亚发展的主流模型，也是很多拉美国家（包括巴西和墨西哥）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目标。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前中央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失败的“发展型国家”的一个变种。

　　即使是在今天，中央计划经济已经崩溃，国际经济和政治环境同先前的东亚兴起时已经大为不同，在低收入国家中，仍然不乏这类雄心勃勃的“发展型国家”。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乌干达，中亚的阿塞拜疆，以及东南亚的越南都是这样的例子。

　　一些“发展型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韩国是一个经典案例。其发展是由奉行干预主义且有强大能力的国家领导的，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增长。虽然韩国在加速发展之前都是在威权统治之下，但是，“公平”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土地改革确保了农村地区的平等；增长是以劳动密集型出口为导向的，从而创造了就业；教育部门的大量公共投资为所有人提供了机会。同时，包容性增长启动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民主转型。

　　然而，持续的成功更多地依然是例外而非规律。对于以国家能力建设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模式来说，有两组告诫看起来尤其重要。

　　第一个告诫是，在新政治领导人执政的前期，很难去分辨表面上的“发展主义”承诺和相关的国家能力建设是不是真的，抑或只是为了巧妙地掩盖迁延不愈的腐败和世袭制的发展战略模式。

　　第二种告诫涉及向更多元化的政治制度转变（图1的渠道3）。如图1所示，“发展型国家”通常首先关注与经济和官僚体制改革，而忽略政治制度改革。韩国的民主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制度改革成功的案例，但是，其他一些轨迹也可能会出现。例如，新加坡通常也像韩国一样被列为东亚成功的代表，然而，与韩国不同，虽然新加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并没有表现出向民主转型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