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改革离我们到底有多远？

　　人民网发表署名公方彬的文章称，不改革死路一条，为什么政治体制改革迟迟未上路，不是惧怕民主，而是很大程度上缘于理论准备不足。此篇文章一出，无疑一石激起千层浪，尤其是在新的全国党员大会的前夕。不仅如此，早在此文章发表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广东就重提小平讲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也强调过：“改革已进入不进则退的深水区”。这让都足以让政治改革再一次成为全中国人的焦点。

　　近年来，中国对各方面改革的争论不断，但政治改革无疑是人们最热衷讨论的一个话题。不可否认，政治改革这个话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具有敏感意味。这个现象应当说是不很正常的。在任何制度下，改革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项永恒的事业，是制度长期存在之必须，因而对改革的讨论不应当有任何惊讶之处。对中国而言，尤其如此。中国正处于改革高潮期，任何改革话题都不应当具有敏感性。

　　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今天，从欧洲、北美、日本到其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谈论政治改革，世界上不仅是中国这一家，从共产主义国家来说，越南共产党也进行政治改革，古巴也在谈论改革；前东欧共产主义转型国家在谈政治改革，西方民主国家也在谈政治改革，日本也在谈论政治改革。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或者具有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只是每一个国家政治改革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因为如果没有改革，政治制度就很难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和经济，并且最终导致激进的变革，包括革命。而防止革命的唯一路径就是改革。换句话说，如果在革命进程的早期实施有效的改革，那么这个进程可以终止。那么，革命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在理想的状态下，革命是你死我活之举，即零和游戏。但革命也往往导致一种同归于尽的结局。无论哪一种情况，牺牲最多的是社会大多数人，尤其是中下层的利益。

　　革命是激进，改革是渐进。在中国的环境中，革命的结果往往是没有变化，因为在很大程度上，革命就是推倒重来；渐进的改革才是真正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的经验告诉人们，不改革就会导致危机，而激进改革导致倒退。从历史来看，当革命即将爆发之际，统治阶级还会进行一次巨大的改革，可惜的是，届时可能为时已晚。晚清的例子最为明显。当光绪皇帝要改革的时候，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杀了改革者，废了皇帝。但后来，太后迫于形势，为了生存，真的想改革了，并且改革的幅度和力度，甚至比当初光绪皇帝设想的还要大。不过，大势已去，革命已经成为主动力，任何改革都已经难以挽回局势了。

　　中国政治改革己经失去的三次良机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过三次难得的机会：一次是1980年8月，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专题讨论党和国家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同志代表常委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提出权力过分集中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和总病根，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是传统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后来，由于波兰“团结工会”发动了工人大罢工，领导层担心国内局势震荡，便放缓了政治改革的步伐。

　　时隔六年后，1986年5月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第五部分集中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出了党政分开、协商对话、重大事情让群众知道、推动机构改革、基层民主等内容。这场得到邓小平同志全力支持、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心愿的、成功在望的政治体制改革，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政治风波，再一次失去良机。再后来，到1997年春，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当时中央党校一批省部级官员曾向中央建议，在十五大重提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曾代表中央领导说，在十五大到十六大之间中央打算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后来由于发生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法轮功”围堵中南海事件，专题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中央全会又被推延了。

　　未来改革中最重要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凝聚共识，放弃左右之争。在中国，左派的看法和自由派的看法成为两个极端。左派或者那些视“中国模式”为世界上最优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非常优越。既然优越，就无需进行大的变革。自由派绝然相反，他们不仅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而且认为中国的改革就是要改革掉其政治制度，实现从目前的一党专制向多党民主的转型。至于如何改则分歧更多。有些人主张采取渐进式，似乎是仿照康梁的“改良”方式；而有些人则主张激进式，即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方式改革。两派的争论似乎显得越来越空，越来越情绪化。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第二个问题是处理好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包括官员阶层及其亲属、国营企业等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担心政治改革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要防止利益集团坐大，防止它们挟持国家的政策议程，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保持执政党的开放性。执政党越开放，利益集团坐大的可能性就越低。政治体制改革是求双赢，这不但要给既得利益集团以活路，更要给既得利益集团以出路，不算旧账，只算新账，不究过去违宪之行为，只究在竞争之后违宪之责。要让既得利益集团有活路，由垄断权力变竞争权力，由政党政治变内部竞争与外部竞争相结合的政治。权力既得利益集团无论是变相世袭的还是非世袭的，都由竞争决胜负。

　　政治体制改革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中国过去迟迟未推进政治改革，官方各阶段流露出来的顾虑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国民教育水平总体还不够高，一旦放开言论管治社会将进入混乱，担心重蹈前苏联新思维和公开性后的政权颠覆。所以政府的核心观点是：管比放好。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改革，往往是不面对巨大压力不会勇下决心进行。下一步的政治改革想必也要在强大的压力之下才会启动。目前看来，这种压力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中国的现状让人担心，不发生危机则已，一旦发生危机很有可能出现“并发症”，使得局面难以收拾。这强大的压力什么时候到来，谁也无法预测。

　　对中国未来的改革前景，我们一方面谨慎乐观，一方面也有紧迫感。改革是快是慢，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愿望和主观评价，而取决于改革的进程是否快于问题的积累。从这个角度上说，改革正在与危机赛跑。所以，要推动改革主体的多元化，避免利益集团以公权力名义垄断社会资源配置权和改革话语权，防止一些领域“国进民退”现象。在不能指望全能的政治权力壮士断腕的时候，只能依靠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多元化推进改革。鼓励基层自治，扶持民间组织社会治理，培育政治改革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