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的创新根本是企业文化

　　作为存在最为普遍，历史最为悠久，生命力最为顽强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所引发的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历久弥新。一方面，从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度到经济最为落后的民族，从最具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到最孱弱简陋的微型企业，到处可以看见它的身影；另一方面，在不同民族企业文化的土壤中衍生出的家族企业，在共同规定性下呈现出的复杂多样的个性和表征，直至今天仍然处于演化和发展中。这使家族企业文化的研究备受瞩目。家族企业同样是中国最为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旧中国，家族企业只能在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夹缝艰难的生存。直至改革开放以来家族企业终于在经历了艰难的“试水期"后于90年代中期以来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据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编写的第一部《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提供的数据，在我国300多万家私营企业中，90%以上是家族企业。其中既有单一业主制的企业，也有合伙制的企业、共有制的企业，甚至还出现了家族成员保持临界控制权的企业集团。家族企业已经构成我国民营企业的主体。然而不容乐观的是，根据该蓝皮书提供的数据，有60%的民企在5年内破产，有85%的民企在10年内消亡，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事实上，在我国家族企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浓缩了家族企业演化、分裂的重要阶段，今天已经进入到家族企业制度创新的关键时期。由于制度创新的土壤和根基恰恰在于企业文化创新。因而探讨家族企业的演化与变革无法脱离民族企业文化的血脉与基因。

　　作为农耕文化以及大陆文化代表者的中华企业文化，生长于内陆环境中于此。而这种企业文化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中西方家族企业文化的内在特征，并制约其变革的路径选择。

　　自然环境之于企业文化孕育形成的重要影响

　　钱穆先生认为：“各地企业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企业文化精神。”他由源头开始将人类企业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游牧企业文化、农耕文化和商业企业文化。农耕文化是自给自足的，商业企业文化则是内外相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