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全国统一证券市场与监管模式的形成至今,我国证券市场刚刚走过10几年来的发展历程。十年对一个市场的发展来讲,应该说仅仅是一个开头。正因为是一个开头,所以也就必然存在认知的局限性。目前国内知识界,在证券市场管理方面具有认知话语权的既非法律界人士也非管理界人士,而是清一色的经济界人士。经济界人士又分为所谓的“本土派”和“海归派”。
“本土派”是指在国内成长起来的一部分经济学学者。“本土派”学者内部过去实际上分为两派。一派是专门靠替领导人的各种话语、政府的各项政策寻找理论依据来维持自己学术地位的。在这部分学者观点中,政府关于证券市场的任何政策都是有理论依据的,永远是进步的、先进的。这些学者的观点过去在各主要媒体上占居主导地位,是主流声音。但这些学者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掩盖了当时证券市场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政府政策中的一些失误之处,致使一些当时可以解决的小病,成了现今证券市场的顽疾甚至病变成了癌症。像上市公司的国有股非流通问题,假如在市场发展初期解决,应是一小问题,现在已成顽疾了。即使最后问题解决了,付出的代价也必定是很沉重的。另一派属于直言派,对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和政府政策的失误,勇于直言。但这类学者的声音在主流媒体上很难见到,散见于非主流媒体、研讨会和大学课堂上。虽然,这些学者的一些观点有利于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但对政府政策的选择和制定影响颇小。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和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直言派的言论在媒体上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网络传媒成了直言派观点传播的主要媒介。政府的政策制定明显感到了舆论的压力,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也相对审慎了。
政府关于国有股减持方案的政策所受到的激烈批评,大概是前所未有的。由于出发的角度不同和每个学者的目的不同,“本土派”学者关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的认识也不同。一方认为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大赌场,存在问题十分严重,必须严加监管。另一方则认为,我国证券市场thldl.org.cn存在的问题是市场发展初期所必然的,应肯定成绩,保护市场,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现有的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时间短,本土派缺乏可吸收的实践经验,再加上原有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和原有的思维定式,总的来讲,本土派对于证券市场的观点和看法很难说科学成分有多大,也可以说,过去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是没有科学理论指导,那么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政府政策又怎能不失败?这也是政府聘请香港的梁定邦做证监会首席顾问,史美纶任证监会副主席,直接聘请从美国等海外回来的一些留学人士做证监会中高层官员的主要原因。这实际上就是对“本土派”经济学者们的否定。
那么,“海归派”是不是就没有认知的局限性了呢?我们由3月28日,证监会正式颁布的《上市公司新股发行管理办法》的效果可以得出相关结论。办法规定,上市公司申请配股或增发新股时,公司最近3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得低于6%(原来是不低于lOOk);而且即使低于6%,但只要符合相关条件,也可以申请增发。增发门槛的降低引来了上市公司一轮新的圈钱大潮,甚至有些上市公司发现增发比配股圈钱更容易,便纷纷召开股东大会,将原已定好的配股方案更改为增发方案,引起了市场一片非议。凡是有增发预案的上市公司均遭到股民的抛弃,“增发族”成了“跌停族”。甚至,一些证券媒体将有增发可能的上市公司制成专表,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由这一政策的失败,使我们也不得不思考“海归派”的认知局限性问题。
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初始阶段,正是“海归派”们国外寒窗苦读时,因此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最初环境认识不深;另一方面,国外的几年校园学习或短暂的工作经历究竟能对国外的证券制度了解多深呢?能不能领悟到其制度的真谛呢?一些“海归派”提出对我国证券市应场“推倒重来,重塑完美市场”的观点,就足以看出他们的“理想化”程度。行政生态学的理论早就告诉我们,不考虑各国文化与社会实际因素的制度移植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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