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命运解读

　　自去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针对这场就危机的研究不可胜数，各种观点充斥其间。一场金融危机引发如此众多的关注和解读，固然在于这场金融危机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实属20世纪大萧条以来所未有的，但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场金融危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带有某种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可能预示着某种历史时代的开端。

　　一从导致金融危机的那些表面原因向更深层次追问和探究，可以发现，从根源上说，金融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只不过这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并且以更为复杂的形式集中爆发。

　　早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所包含的这种金融危机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式下，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则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固然，股份制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但“这种向股份制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制度二重性的消极一面得以倍加的形态表现出来，即“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因此，信用制度在加速生产力在物质上的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金融危机。”

　　马克思揭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相对贫困化。克里斯·哈曼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间之后，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从产出之中所得的份额有了普遍提高。这意味着剥削率的增加，同时也表明工人的购买力的相对下降。在美国，如果除去自身住宅外的家庭资产，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42.2%，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80%。而处于金字塔底层的80%的家庭只占有7.5%，最穷的40%的家庭占有的比例是-1.1%。对收入进行比较，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20%，最富有的10%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45%。最贫困的80%的人占到总收入的41.4%，而最贫困的40%的人仅占到总收入的10.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使全部产品都能够售出，就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资。但这样却又必然导致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即更多的产品需要解决能够售出的问题。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悖论是无解的，因为社会财富掌握在私人手中，这一矛盾的解决对资本主义本身是决无可能的。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利润率也呈现出长期走低趋势。

　　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Brenner)使用美国官方统计数字形成的数据显示，2000—2005年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高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他针对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计算显示，2000—2006年的利润率水平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低1/3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合乎资本的逻辑的结果，对利润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减少了，“相反，通过金融体系，利润从一个流向另一个投机性的冒险活动。每一次冒险似乎都在一段时间里提供了超过平均值的利润”，这种冒险自新世纪以来就表现在次贷领域。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导致了购买力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金融投机活动却使房地产这种大宗商品的产出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通过金融机构大量贷款以促进房地产销售而得以掩盖，并由此衍生出规模惊人的次级贷款，但这种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只是建立在一种金融炒作和欺诈基础之上的虚假繁荣，只消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将使得这一虚假繁荣在短期内崩溃。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金融资本日益扩大，不断地向社会发放消费信贷——譬如住房贷款，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譬如次级贷款——这样的现代形式的金融欺诈和剥削手段，金融危机爆发的几率在被加大。

　　二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