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学发展与变迁的历史历程

　　从科学管理的“一枝独秀”到“管理学理论丛林”的“百花齐放”，管理学的发展与变迁在范式层面上经历了由确立、稳定到竞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始终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企业制度的变迁紧密相关。

　　机器大工业生产与局部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制度下的古典管理学范式的确立与稳定

　　19世纪中后期，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西方国家的产业革命相继完成，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开始出现，与机器大工业生产相适应的社会分工促使所有者逐步从经营过程中退出来，古典管理学范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得以确立的。

　　一方面，机器大工业促使一个全新的社会分工体系与企业内部分工体系得以形成，分工结构的相对固定与机器操作的稳定性不再要求所有者时时处处直接监控，而可以以各工序、团队中具有技术优势的人取而代之。由此，企业管理学中原来的所有者的日常组织管理主体控制地位便逐步让位于新的控制主体———技术官僚。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内部化市场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促使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一些诸如铁路与通信等具有规模经济效应的行业内，单独的企业家、家族或者合伙人的小集团几乎不可能完全拥有企业的所有权，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与经营的多样化发展，企业的日常管理工作变得不仅繁多而且复杂，众多的出资人不可能亲自去经营，只有专职经理才是适当的人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管理学thldl.org.cn的局部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制度继而形成。这时企业权利安排的突出特征，是企业控制权利的分化和企业经营决策主体的二元化，不仅企业的日常组织管理权被分离出来，委托给技术官僚与专职经理；而且企业资产所有者所掌握的企业经营决策权已经不完整了，一部分企业经营决策权已经委托给了专职管理人员。

　　作为代理人的技术官僚与专职经理，虽然掌握了企业经营活动中几乎全部的日常组织管理权与部分决策权，但他们却不具有任何剩余索取权，这样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安排，在局部委托———代理关系的企业制度出现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一种既定的制度。另外，在一般要素市场上，统一的、规范的代理人市场的形成也需要较长的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最终形成)。在代理人通过分成制等激励制度安排的显性激励机制与通过竞争性的代理人市场的隐性激励机制都不存在的条件下，企业内部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监督与激励的机制。在当时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背景下，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小，因而在“经济人”假设的前提下，通过在“事前”建立一系列尽可能完备的代理契约来约束代理人行为，使代理成本最小化，是相对最有效的监督与激励的机制。而这一类型的代理合同在企业生产与经营过程中表现为管理工作标准化、程序化、系列化、数据化，决策“科学化”；以及通过建立内部纵向一体化的科层官僚控制结构，明确岗位职责与管理过程，建立技术与行政的连锁关系等管理模式。

　　在这种企业管理学模式的应用过程中，一方面为企业所有者在管理上设置了一个“易出不易进”的出口，使他们从日常经营管理领域退出成为可能，促进了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为技术官僚与专职经理提供了一个发送自身能力信息的信号工具，降低了在代理人市场尚未发育时选择代理人的成本，因而受到委托人与代理人的认可与欢迎。大量的相关调查与研究在西方企业界展开，一系列的相应的管理工具、模型与技术被开发出来，促使了“科学管理理论”与“古典组织理论”的形成，古典管理学范式得以确立。

　　局部委托代理关系向完全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制度转变下的行为科学范式的确立以及对古典管理学范式的挑战

　　西方国家企业制度由局部委托——代理关系到完全委托——代理关系的转变，始于20世纪初，完成于20世纪30至60年代。在这一时期内，一些西方企业的控制权，包括企业总体经营决策权和企业资产控制权逐步从企业资产所有者手中转移到企业的经理人员手中。企业控制权的这种重新安排，被称作“经理革命”。这种由企业的经理人员实际控制的企业，西方经济学家称作“经理控制型企业”。在这类企业中，资产的所有者只掌握企业资产的所有权和由此派生出的审定企业重大决策及选择企业经营者的权利，而企业经营者则掌握着企业资产的控制权、企业的经营决策权和企业经济活动的组织管理权。与此同时，在一般要素市场上，统一的、规范的代理人市场也逐步形成。

　　随着企业规模及其经营领域的进一步扩大，企业管理学中以及古典管理学范式支配下的相关理论在企业中的运用与实践，促使企业内部代理层次形成多级叠加的局面，代理经营权与决策权在纵向上被分解开来并归属于不同的管理层，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从企业组织结构的纵向上看，某一管理层的人可能既是委托人又是代理人。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生产与经营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因而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事前”建立一系列代理契约的成本便逐步上升。企业所有者的完全退出与企业股权的分散又导致“谁来监督与约束代理人”问题的产生。在此情况下，委托人开始重新审视原先形成的对代理人进行监督与激励的机制，于是“事前”对代理人行为做出具体规定与约束的代理合同逐渐失效，而为“事后”获取一系列剩余索取权的内部控制机制以及经理人要素市场上的外部竞争机制取代。这一机制的形成，为代理人提供了更大的行为空间与自由。

　　这种自我监督方向的转变，降低了代理成本中的监视费，增加了代理人的担保费与委托人的剩余机会损失，即“事前”成本的降低而“事后”成本提高，那么一旦代理人发生“损公肥私”行为，委托人则难以及时察觉与获得补偿。而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只要代理人从“损公肥私”行为中获得的收益大于剩余索取权收益，或足以弥补在竞争性代理人市场上失业所带来的损失，“逆选择”与“道德风险”行为就一定会发生，委托人可能要为此支付更高的代价。“经济人假设”与完全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制度下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之间的这种矛盾，促使一部分企业管理学者仍然从古典管理学范式出发，强化管理的标准、制度、工具与技巧，以及纵向一体化与横向一体化的结构性控制等方面，避免代理人“逆选择”与“道德风险”行为的收益过大；另有一部分企业管理学家则开始怀疑并否定“经济人假设”，而从个体、组织与领导的角度，从人性研究入手，利用许多学科的知识来研究人类行为的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以预测、控制和引导人的行为，达到充分发挥与调动企业中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实现有效地自我监督与激励的目的，这种思路在不断的调查、研究与分析中逐步发展成为行为科学范式，并对古典管理学范式的权威地位形成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