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高管从政应做好哪些准备

　　自中共十七大之后，人事调整中更多国有企业CEO步入政坛出任地方党政要职以来，社会各界对这种所谓“商而优则仕”的趋向，对这样一个从商场转战官场的群体，就有过热烈的关注和讨论。最近，“国有企业高管”摇身一变成为“封疆大吏”的现象更加频繁，更加引人注目，有舆论甚至认为这标志着国有企业高管将主宰中国政坛。但人们更多的疑惑是，这些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深谙成本核算之道，崇尚追求利润最大化基本理念，在做大做强企业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经济界影响巨大的曾经的杰出企业家，真的能成为不是侵害人民利益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流的政治家吗？他们将如何影响中国官场今后的政治生态？会否加剧本就是垄断企业性质的很多地方政府的企业化？又能否有利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危机问题的解决？

　　著名公共行政学专家、中国行政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4月7日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府的目标，政策的制订、执行都是要本着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目标来推动。但企业却是在市场中运行的经济实体，其管理和政策目标或价值目标，都与政府目标大相径庭。因此，只有企业家才能管好企业，只有政治家才能管好政府。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一、国有企业高管：从政应程序上合法

　　《华夏时报》：您怎样看国有企业高管从政之优劣？

　　竹立家：首先，国有企业高管thldl.org.cn从政在程序上或相关的法律法规上是否合适，这应是我们要关注和思考的第一个问题。

　　从国外来看，比如在西方国家，拿美国来说，他们有一个高级公务员蓄水池。在他们那里，公务员被分成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大类别，前者是通过选举任职的官员；后者是通过考试任职的官员，并要一步一步才能熬到副部级阶层，这个群体流动性比较大，并有所谓高级公务员协会之类的组织，以方便当选的总统或部长等高级政务官从中挑选自己看中的干部或副手。

　　所以，从理论上讲，当今世界，无论中外，高级公务员的流动性是正常的。但中国的问题在于这种流动必须与《公务员法》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相符合、相一致，而不是相冲突，这是选拔任用干部的前提。

　　中国情况的特殊之处在于，1999年中央发文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随后又发文称44家大型国有企业老总享受部级干部待遇。从理论上和程序上看，中国国有企业老总已不属于公务员序列，而属于介于管理高官或技术高官两个序列之间的高官，但他们的工资福利等待遇要远远高于政府中相同级别官员的待遇。

　　这些享受极高待遇的国有企业老总在企业界工作多年之后，又回到政界工作，所依据的是什么样的程序和法律法规？

　　对于那些本不属于公务员序列的、没有行政级别的国国有企业高管，转任公务员之后，程序上应该有什么要求？能否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加以规范以实现某个人从企业家到政府高官的转变？现代世界，程序是至关重要的，程序正确，一般来说结果才能正确。

　　其次，这些人回到政界之后，对于政界那些已苦熬多年到达一定程度的高级官员有什么影响？

　　政界的工资待遇等即便是部级领导年薪也不过十多万，不到20万，与这些人任国有企业高管时动辄上百万以上的年薪差别巨大，由此来看，他们的回归政界，对于其他高官心理上有无冲击？

　　因此，我的观点是，高级干部在企业界、学术界、政界之间相互流动，如果形成一种趋势，就必须对国有企业高管薪资福利等实行公务员化。

　　第三，由于现代世界是一个高度精细化的世界，换句话说，就是隔行如隔山，过去传统社会里，或许可以用万金油式的干部，但现代社会治理的专业化要求非常高，因此，我们的目标不应再是培养万金油式的干部，而是培养专业化干部。政府的工作与企业的工作，差别巨大，一个人可能当好企业老总，却未必能当好政府领导。

　　最大的区别在于，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政府的目标，政策的制订、执行都是要本着公共精神和公共利益的目标来推动。但企业却是在市场中运行的经济实体，其管理和政策目标或价值目标，都与政府目标大相径庭。

　　因此，只有企业家才能管好企业，只有政治家才能管好政府。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第四，我们一定要转变思想，不要以为在企业干得好的人，在政府一定也能干得好。我们党选人用人的标准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其中“以德为先”这是对于政府干部、政府公务员而言的。所谓“德”，就是一种公共精神，就是一种为了公共利益而勇于负责、勇于奉献的精神。经过长期培养，有许多中高级公务员已经具备这种精神或素质。而企业是另一种运行模式。一个在企业里工作了十年八年的人，会形成不同于政府公务员的品质和价值观及行为方式。这方面的差别，也比较大。

　　二、干部管理：传统思维应有改变

　　《华夏时报》：您不认为经过市场历练的国有企业高管可以给政府带来活力吗？

　　竹立家：如果不考虑专业背景，容易在选人用人过程中，选用那些不很合适的干部。至于有人说，国有企业高管经过在市场体系里摸爬滚打，熟悉管理，任职政府高官后，能够增加政府更多的活力，我认为这是无稽之谈，一点道理也没有。

　　第一，企业管理与政府管理，公共利益与企业利益，是两回事。第二，给公务员队伍带来活力的说法也不靠谱。公务员队伍的活力，靠的是改革意识和改革政策来指导，来内化为公务员对民族复兴与国家大业的奉献和责任精神。而不是靠几个企业家的到来就可以带动的。

　　《华夏时报》：人们看到，自李源朝担任中共组织部长以后，国有企业领导转任地方党政要职的现象越来越多，您认为其中有着怎样的背景？

　　竹立家：我个人认为，这还是源于中国干部队伍管理上传统的思维方式。过去总强调要任用有经验的、在各个岗位上经过锻炼的干部，尤其文革前后，厂长经理与地方干部交流互换的现象很常见。这种传统思维已不适应科技高度发展、社会管理水平大幅提高的当代社会要求，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知识积累丰厚、有胸襟、有眼光、有能力的干部，而不能单纯强调有经验。现代社会里，经验的意义已经不大了，知识经济的时代，管理层的知识水平相当关键。决策正确与否，与知识、胸襟、世界眼光都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