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水良：民营企业管理之“信誉再造”

　　信誉的缺乏，源自于对他人私有财产权缺乏尊重的社会心态及文化。民企老板普遍缺少对员工、供应商及客户权利的必要尊重。

　　16世纪法国思想家博丹说：“私有财产权是人类社会最神圣的权利，即便是君主也无权侵犯。”

　　18世纪法国思想家爱尔维修说；“不同的法律永远是保障私有制的不同形式。”

　　黑格尔说：“法律的中心是私有制，只有人对物具有完全支配权的所有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人类历史至今最辉煌的社会变革是法国大革命，而法国大革命最伟大的成就是拿破仑的《民法典》，而《民法典》最伟大之处在于确立了“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类社会基本价值观念。

　　法国大革命时颁布的《人权宣言》第十七条规定：“私有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私人财产都不得受到剥夺。”

　　这一原则被拿破仑在《民法典》上以法律形式永久性的固定了下来。因此，拿破仑对人类的贡献绝不在于军事成就，而在于确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西方社会自古以来具有尊重私有财产权的历史文化传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私有财产制度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说：“保护私有财产是国家的最主要任务。”16世纪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里说：“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保护私有财产。”

　　西方社会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一种对“私有财产”的尊重感。这种尊重感在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中一直没有确立起来。在中国人的心理世界中，侵犯和占夺他人财产远没有西方人那样深一种罪恶感。因此，拖欠供应商货款对于民营企业老板来说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企业应该有一种长远发展观，凡事立足长远。如果企业为了短期目标而不顾客户及供应商利益，一味强调自身利益，为了自身利益牺牲对方利益，一旦恶名传出去，形成一种恶劣的社会影响，则不再有客户愿意下订单、不再有供应商敢向企业供货。这样，最终受到最大伤害的还是企业自己。

　　无独有偶，纵观日本经济发展史，我们也可以看出同样的发展轨迹——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发展工商业，到20世纪初开始向海外销售产品，但绝大部分产品粗制滥造，或质量低劣、或仿冒欧美名牌产品，使得全世界各地一看到“日本造”产品马上就联想到假冒伪劣。二战之后，日本企业闭门思过，认真反思公司过去的行为，认为假冒伪劣产品不再是兴国之道，只有良好的信誉才是企业真正的发展之道。于是，日本企业开始在产品质量及商业信誉上狠下功夫，终于创造出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

　　从清朝初年开始，山西商人就垄断了中国北方的商品贸易和整个民间金融系统，甚至插足亚洲其他国家金融事务。当时的清政府既无财政部也无银行，对整个国家的金融控制几乎失效，而山西商人则起到了实际上控制北中国整个金融体制的作用。

　　民企治理专家曾水良、李华刚认为，晋商经营之所以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诚信。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晋商在北京的各家商号被洗劫一空，账本都付之一炬。这时，商号完全可以待查清帐目之后再兑现银票，但是北京山西各商号的老板决定不再查清帐目，而是直接按照客户存折上的银票数额兑现现金。40%在京的山西商号因此而关门倒闭。

　　1930年中原大战，阎锡山发行了晋钞，阎锡山失败之后，晋钞贬值为25元兑现一块新币，当时太原最大的商号“大德通”完全可以按照1：25的比例兑取存款，但是“大德通”没有这样做，而是仍然按照战前的兑换比例和晋钞的原有价值兑换给客户。结果，“大德通”商号损失惨重，随后不久关门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