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脉络看中国企业新势力的发展

　　中国正在步入一个四强鼎立的时代——新型国有企业(“转型国企”)、大型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和改良派国企的四强领导经济结构调整和行业结构调整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这四支力量之间，以及它们内部正在各个领域展开激烈的竞争，同时又保持一定的合作。而新国企无疑是中国经济和行业结构大调整中的“第四种力量”，这种力量将与大型民营企业、跨国公司之间在行业领域内展开激烈的竞合。与此同时，在第四种力量之间也将有激烈的竞争，并导致第四种力量的再一次分化成为可能。

　　国企的出现必须有一个强势有魄力的领导者的支持和引导，一旦没有了领导者，新国企的发展就有遭遇不稳的可能性。新国企的不确定性往往也在此。另一个不确定性体现在股份制改造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而人们对国有企业改革会提供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是一棍子打死，还是一种更为宽松的环境。这些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国企的未来。

　　其实无论以哪种方式改革，今后的国企都已经或将不再属于先前的“国企”，它们的职能和生存方式都将因此而改变。从这种“分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结论：国企正在走向“终结”。“终结”的主体是先前定义下的“国企”，“终结”的结局是新一代国企的诞生。一个良好的预期是，这些经过“分化”后的国企，尤其是国资委的“嫡系”，能真正担负起有效发挥主导国民经济命运的重任，并将成为“最后一个”国企群落。而兼备“公益属性”和“市场属性”的地方国企将不断成长，市场属性被日益强化，公益属性被日益弱化并渐趋于零。因此，目前所进行的国资改革也成为中国国企实现根本性突破的“最后一个”愿景。

　　正文文章：

　　这还要从2003年说起。

　　“是时候了。是新国企亮相的时候了。”2003年夏季，我惊喜地发现有个庞大的群落正在出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标签：新国企。那时，任何的文字里还没有“新国企”三个字。其实，在这个民营企业大力发展和外资企业汹涌而来的时代，很少有人把目光投在国有企业身上，即使投了也多是一边倒的批评和贬低之声，就连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如此。我一直以为，事情是要一分为二地看，看经济问题更不能玩潮流和时尚化。当中国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精英在2003年“两会”期间集体亮相的时候，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兴的民间乃至跨国经济精英身上。我当然有理由为以民营和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力量跻身于政治精英行列而感到欣慰。但是，我却没有忽略另外一支传统但活跃的力量——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代表。我发现，“两会”代表委员中，仅仅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代表，就已经完全可以组成一支超豪华的明星阵容——“国家队”，并且他们的力量和声音没有丝毫减弱。经过上一届政府的竭力改造，他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现代企业的共性：明星级企业领袖、鲜明的企业形象、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完整而清晰的产业链条、良好的融资渠道、初步的跨国战略。更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在所在的行业占据着领导的位置，在即将到来的规模浩大的产业和行业结构调整、重组兼并浪潮中发挥着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作用。

　　那个时候，我把这个群落冠名为“新国企群落”，并把他们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在竞争中壮大的市场化新型国企；另一类是传统的新型国企，他们的代表是华润、中粮等。而“新国企”新在哪里呢？我的观点是：一是必须有一个灵魂性人物来主导企业的变革和发展，也就是企业的领导人首先得是个企业家，而不具有“官员色彩”；二是必须有一个学习型的团队，并在企业内部中形成一种善于学习、善于创新、善于沟通的团队；三是必须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是市场化的，依靠这种竞争力可以在某个或某几个行业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四是必须有清晰的发展战略，并依靠资本的杠杆来实现产业化经营；五是必须突破产权制度，改变落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唯有这五个方面全部具备的国家企业才能称之为“新国企”。当然，历经若干年之后，我又对新国企的本质与内涵做了系统性阐释，并发表在《北大商业评论》上，这是后话。

　　在当时看来，“新国企”概念的提出和内涵的界定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新国企”的圈定和分类似乎有些粗糙。再重复一下我对“新国企”内涵界定的第三点：必须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是市场化的，而且能够依靠这种竞争力在某个或某几个行业领域中占有主导地位。显然，市场化程度如何应该是一个关键的评价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