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或科学，与其它科学领域一样，从一开始就代表着这样一种努力，即透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去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公共问题。在西方，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多元理论共存、多元典范共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
5．关于比较公共行政的研究
著名的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罗伯特·达尔曾言：“公共行政的研究一天缺乏比较性，欲使它成为科学的企图就一天无法实现。或许有一种美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学，一种英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学，一种法国的公共行政管理学，但不可能建立一种能够涵盖普遍原则，可放诸四海皆准的公共行政管理学”。“除非我们先深入研究凡能影响公共行政的种种政治和社会现象，并指出公共行政那些方面是超越特殊的社会背景，否则实不能说已经获得了普遍真理”。达尔的观点虽受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但也说明了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的确，没有比较的思维，一切科学的思想和所有科学研究，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比较研究是加强我们了解或实现能力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我看来，比较公共行政的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对不同国家公共行政的比较，使我们摆脱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公共行政中的大堆假设和熟悉的布局，扩大我们对各种可能性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解决现实世界的行政和政策问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途径和方法，避免使我们囿于己见，固于己见。此外，比较研究可以打破不加反省的民族和
文化偏见，避免文化局限的结论。当然，比较研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会遇到诸多困境：如比较变项太多的问题；国内差异和国内多元性、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以及国际差异、文化和价值的偏见问题；资料的信度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比较公共行政将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并实现比较研究的价值和作用。
6．关于公共行政管理学科的本土化问题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E.Husserl)曾谓：“客观的科学的世界之知识乃是以生活世界的自明性为根基的”。中国行政学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如其它社会科学一样，充满了移植和加工的特点和性格。假如模仿和照抄也是一种国际化和学科早期发展的客观需要的话，这种行为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从发展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或公共行政管理学中国化的角度看，本土化则是中国公共行政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最大的挑战。
公共行政的本土化或者中国化，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使公共行政的研究具有中国特色；二是公共行政管理学要更加关注“知与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使公共行政的知识与理论与中国社会发生密切的关系，根植于中国并为中国所用。就第一个层面而言，它不仅涉及到消极意义上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反思和批判上，也不是简单从研究对象、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上使之适用于中国，而是涉及到意义的诠释与文化价值问题，在此不再详论。
